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三)优化执政党建设 基于我国国情，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党本质，因此，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需要突破利益计算与选择偏好的假定，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此外，就个体对制度的塑造而言，即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一方面，监察委员会的设立通过整合职能，提高了执法效率，并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4]，符合决策者对于提高政治权威性、稳定性的理性动机和行为偏好，进而实现获取民意支持，保障执政党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从追求效率到追求合法性的目标转换。
古代中国的监察权始终依附皇权存在，而始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社会监察官制度在欧洲议会制的充分发展中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地位。监察体制变迁明显带有追求效率的倾向。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案件移送工作机制，检察院及时审查案件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绝对权力会产生绝对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四)旨在合作获利的规范模式 在制度产生的解释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创设出制度是站在合作中获利的角度来提出的，制度因它为相关行动者提供了比其他形式更多的利益而存在。
另一方面，虽然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且受其监督，但是，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宏观性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常规性的专门监督，且由于人大代表制度自身也存在一些代表权限小、内部结构问题等缺陷，使得具体的监督机制还需要进一步调节各方力量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颁布《监察法》及设立监察委员会是法治治腐的第一步，同时，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应当适时修改《监察法》以及相关基本法律，为新的国家监察体制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从而将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促进其全面掌控国家的监察力量。因此，可以说，行政法因素通过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民事权利的制约渗透到民法典编纂中，影响民法典的内部体系，并借助于功能性概念将行政法因素贯彻于具体的民事法律制度中，例如，对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包括行政法、侵权行为中的不法因素当然也包括行政法在内。
对此，在2007年以前，民法学理上分歧很大，因此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肯定派与否定派。第二次起草委员会删去了公共秩序，只剩下纯粹以经验为基础的善良风俗，即废除了双重标准。只有在例外情形时，对诸如遗嘱等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合同的单方法律行为，例外性地规定为效力待定(未定的不生效)。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32)该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内容提要：尽管民法与行政法分别属于私法与公法，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不同，但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及权利相遇的情形却难以避免，而且在当代各国越来越多。
其次，再来看第二个区分。(18)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343页。所以，在具体规范上，前者往往是消极的，即主要是禁止性规范。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24)[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根据其内涵不同，可将公共秩序分为政治公共秩序与经济公共秩序。第二类是对非国有资产为标的合同的行政审批。⑦其实，按照德国民法典制定时学界的理解，公共秩序是指一切宪法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基础。
(38)第32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二是行政立法权不确定的条款，笼统采用法律依法等表述。
(16)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那么，其所享有的所有权是民法上的所有权吗？如果是，那么其对所有权的处分或者使用是民事问题还是行政问题？例如，它与一般民事主体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民法问题还是行政法问题？以国有资产出资建立的混合所有制公司是什么性质？其出资行为及签订的公司发起合同是行政合同还是民商事合同？甚至有些行政法学者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作为行政合同对待，似乎已经走得太远了。
(49)我国法院的判例也确认了这种原则。(19)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审批的立法态度》，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74-275页。(41)我赞成以上关于民事责任性质的观点，并且，在这里应该将民政部门理解为《民法总则》第96条规定的特别法人，如果出现纠纷，应理解为民事纠纷，适用《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之实体法规则，并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但既然合同已经生效，产生什么样的请求权呢？由于未经批准，当然不能产生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请求权(因为双方都知道履行主要义务需要批准)，仅仅产生按照基础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具有报批义务的一方承担报批的义务。其渊源大多数来自公法，如宪法、行政法等。1986年《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⑥但德国学者拉伦茨和梅迪库斯都认为：公共秩序涉及公共安全与外部秩序，适用于所有国际私法领域，它被作为外国法在本国适用的界限。(22) 学者的上述研究颇有价值：为什么《合同法》第44条看起来有明确的规定，而法院却不愿意(当然不是全部)认定合同无效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法官的价值取向——在意思自治领域尽量排除行政干预的基本思想。
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尹飞：《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其展开》，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
我们必须承认，行政法是民法的法源，而且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中，对于内部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51)这一点，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上基本能够实现。
(25) 这种区分笔者基本上赞成，但其问题可能在于：仅仅在理论说明上具有意义，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十分罕见：很难想像民法上什么样的单方法律行为需要行政审批？因此，这一区分可能也就仅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27)并认为，如果能够达成以上共识，则长期困扰人民法院的关于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当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一般来说，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如果不涉及第三方利益，法律一般不会否定其效力。
民法典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是相互制约的：内在体系保障法律的善，任何逻辑结果必须要与时代的伦理道德及主流的社会评价观念相适应，防止恶法亦法的情形。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四、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的冲突 在有的情况下，被行政许可的事项可能侵犯了他人的民事合法权利，这种情况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建筑领域，非常典型。这样的立法态度对民法理论的研究方向产生了一定误导。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第40号)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规范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范规定的类型。而经济公共秩序则直接调整财产或服务的交换关系。
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4-77页。就如德国学者所言，在对一项建筑办理建筑许可时，立即与民法上的相邻关系法紧密相连。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无论是第(1)个案例还是第(2)各案例，某小区的居民或者N都有权要求行政救济而提出行政撤销之诉。⑩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总则详解》(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再例如，像权利能力这样的功能性概念，在赋予团体时，在很多时候与行政许可分不开。在这一概念中，行政法因素无疑会影响私法自治，因为它为自治划出了界限。
第六，以行政法规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为由，主张根据最高院的《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违反《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15条的法律后果是承担行政处罚责任，而不是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字第3000号)。
善良风俗是指对私道德的要求和交易上的诚实的一般评价。否则，就不应影响私法意义上的合同之效力。
